崇禎帝臨終遺言內容：為何說“文臣人人可殺”

崇禎帝朱由檢知道這些都是“馬後砲”，不予理睬，低頭在御案上寫了十二個字，讓站在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王之心看了一下，隨即抹去。據說，其中六個字是“文臣人人可殺”，在皇帝心目中，朝政就是壞在這幫文臣手中的。
　　艱難的最後時日
　　對於朱由檢而言，崇禎十七年(1644)三月的前半個月，是艱難的最後時日。在徵調各方“勤王”之師的同時，還得籌措軍餉。辦法之一是，凡是押在監獄的犯罪官僚，可以用捐獻軍餉來抵贖他們的罪狀;辦法之二是，凡是皇親國戚、高級官僚，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獻軍餉。前者似乎有一點效果，因為可以抵消罪狀，所謂“花錢消災”。後者卻收效甚微，因為那是平白無故的捐獻，只有皇帝身邊的太監頭目，例如王永祚、王德化、曹化淳等，礙於情面，各自捐獻了五萬兩銀子。
　　其餘高級官僚個個好像“鐵公雞”——一毛不拔。閣臣魏藻德僅僅象徵性地捐獻了五百兩銀子，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，表白自己一向清廉，從未索賄賣官，一兩銀子也不捐。那些皇親國戚們，富得流油，卻吝嗇得很，不肯為國出錢出力。皇帝派太監向他的岳父——嘉定伯周奎募捐，周奎始終沒有鬆口，氣得太監拂袖而起，丟下一句話：老皇親如此吝嗇，大勢去矣!江山丟了，你積蓄財產還有什麼用?
　　太監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，皇帝當面向他募捐，才忍痛捐獻了一萬兩銀子。在宮廷中撈足油水的太監，為了躲避捐獻，紛紛使出渾身解數，在各自的房屋上貼出“此房出賣”的廣告，並且把古玩、雜物擺攤出售，好像已經窮到非典賣家當不可的地步了。這些皇家的奴才們，甚至大發牢騷，在宮門上寫打油詩：“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”顯示出明王朝已經窮途末路，樹倒猢猻散，一點凝聚力都沒有了，依附於王朝而飛黃騰達的勳貴們，已經離心離德。他們不是沒有錢，而是對於王朝的滅亡無動於衷。後來農民軍攻占北京，對他們“拷掠追贓”，在嚴刑威脅之下，王之心拿出了十多萬兩銀子，陳演也拿出了四萬兩銀子，農民軍在周奎家抄出銀子五十多萬兩。

這是一個王朝行將滅亡的不祥之兆。
　　當此之際，朱由檢只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一方面有感於吏治的敗壞，向六部和都察院發去訓誡的諭旨;另一方面為了挽回民心，發布大赦天下的詔書，對他十七年的政績作了深刻的檢討：
　　——十七年來，遼東和中原的戰事，調兵措餉，實在是不得已的事。連年征戰，賦稅加派增多，本意是想安民，結果加重了人民的負擔，是朕的過錯;
　　——貪官污吏乘機巧取豪奪，刻意盤剝，造成民生困苦。朕深居內宮，不能體察，是朕的過錯;
　　——將領懦弱，士兵驕縱，不肯拼命殺敵，反而對百姓燒殺搶掠，視為仇敵。朕任用非人，致使毒瘡潰爛，是朕的過錯。
　　在嘆息痛恨、引咎自責之後，他向百姓表示，各路兵馬已經前來勤王，加派的賦稅已經免除，一切不便於民眾的事情全部取消，要開創一個新局面。希望跟隨李自成的牛金星、劉宗敏等人，乘機反正，一概赦免，不予追究。他還表示，動亂平定以後，一定任用賢能的人治國，改革從前的腐敗政治，和大家一起維新。
　　這些話流露出朱由檢企圖挽回敗局的急切心理，不能說毫無誠意，但畢竟為時已晚，無濟於事了。清初歷史學家談遷在《國榷》中評論道：這個詔書如果在去年發出，遠近臣民或許為之感動，如今形勢大變，災禍隨時都會降臨，離開都城一步都危險叢生，誰還會相信呢?
　　三月十二日，農民軍逼近北京郊區，朝野震動。朱由檢召集大臣詢問對策，大家都束手無策，只說些無關痛癢的話，例如關閉城門、禁止出入之類。次日，他再次召開御前會議，大家一言不發，他氣憤之極，大罵兵部尚書張縉彥瀆職，張縉彥索性摜紗帽，乞求罷官。這種精神狀態，除了坐以待斃，還會有什麼出路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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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十五日，農民軍抵達居庸關。監軍太監杜之秩和總兵唐通，不戰而降，輕易地讓出捍衛北京的最後一道關隘，巡撫何謙與總兵馬岱臨陣脫逃。
　　三月十六日，朱由檢仍然在宮中按部就班，考察候補知縣三十三人。突然，太監送上緊急公文，打開一看，朱由檢頓時臉色驟變，起身入內。這份緊急公文，就是京郊昌平已經陷落的塘報。內容是：這天黎明，農民軍攻下昌平，總兵李某自殺。農民軍隨即進犯十二陵(明朝皇陵)，焚燒享殿，砍伐松柏。當天夜晚，農民軍沿沙河挺進，直達北京外城的平則門，沿途火光燭天。
　　明朝大難臨頭了。
　　“講和”乎?“親征”乎?
　　兵臨城下，原先看上去似乎上下一心的官僚群體，迅速分化瓦解，猶如大廈將傾，飛鳥各投林。一些投機分子秘密策劃應變措施，準備迎接改朝換代——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新局面。
　　戴笠《流寇長編》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：京官凡有公事，都派他的聽差傳遞簡單的公文摘要，稱為“傳單”。三月中旬的某一天，兵部官員魏提塘在路上見到一名高級官僚的聽差急忙趕路，詢問之下，那個聽差出示一張“傳單”，上面寫著：太監曹化淳和兵部尚書張縉彥等文武大臣“公約開門迎賊”(大家一致約定打開城門迎接李自成)，不少官僚都已經在“傳單”上簽署了“知”字。可見一個應變的陰謀正在悄悄地醞釀之中。以後的事態發展印證了這一點。
　　三月十七日，農民軍東路進至高碑店，西路進至西直門外，開始炮轟城牆。紫禁城內，早朝依然照例進行，皇帝和大臣們相對哭泣，手足無措，有的說，應當起用“閹黨逆案”中遭到嚴懲的官員;有的說，應當加封劉澤清為“東安伯”，要他從山東趕來“勤王”。朱由檢知道這些都是“馬後砲”，不予理睬，低頭在御案上寫了十二個字，讓站在旁邊的司禮監太監王之心看了一下，隨即抹去。據說，其中六個字是“文臣人人可殺”，在皇帝心目中，朝政就是壞在這幫文臣手中的。

中午時分，農民軍開始攻打平則門、彰義門、西直門。守衛這三處城門的士兵，所謂“三大營”，其實是一些老弱殘兵和太監，號稱一萬幾千人，毫無戰鬥力。何況沒有人燒飯，個個都飢餓不堪，哪裡能夠抵擋排山倒海般的攻勢!雖然城牆外面的陣地上佈滿了火車、巨砲、蒺藜、鹿角等障礙物，仍然阻擋不住像潮水一樣湧來的身穿黃色衣甲的農民軍，把京城圍得水洩不通。
　　三月十八日，李自成指揮農民軍冒雨猛攻。城上的守軍向外面放炮，卻沒有砲彈，只有一陣硝煙和一聲空響，彷彿在那裡放爆竹煙火，敷衍塞責而已。
　　李自成在彰義門外，向城樓上喊話，希望和平談判。
　　負責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國楨在城樓上大聲回話：我到你的軍營來做人質，你派人和皇上當面講。
　　李自成回答：不用人質。立即派遣已經投降的太監杜勳進入城內，向皇帝傳話。
　　杜勳快速奔進紫禁城，向皇帝傳達李自成的意思，要求開門迎降。他對皇帝說：李自成兵強馬壯，銳不可當，皇上應當為自己考慮。然後，杜勳轉達了李自成的談判方案——割地求和。具體內容​​是：割讓西北地區，聽任李自成建國稱王;犒賞軍隊銀子一百萬兩。
　　朱由檢徵求內閣首輔魏藻德的意見，說：這個方案如何?現在事情緊急，只要一句話就可以決定。
　　老奸巨猾的魏藻德害怕承擔責任，一聲不吭，一味鞠躬低頭。焦躁不安的朱由檢從龍椅上站起來，靠在椅子背後，再三徵求魏藻德的意見，對方始終一言不發。無可奈何，朱由檢只得命令杜勳出城向李自成傳話，這句話只有六個字：“朕計定，另有旨。”用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，否定了和談的可能。待杜勳退出，魏藻德仍舊沉默不語，氣得朱由檢推倒龍椅，匆匆離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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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“朕計定，另有旨”，除了頑抗到底，別無他法了。朱由檢立即起草了“親征詔書”，用文縐縐的文筆，回顧他十七年的歷程，無奈地承認，十七年來，政治不修，禍亂頻繁，難道是沒有任用賢人，沒有遠離不肖者?以至於觸犯天怒，積怨民心，使得赤子化為盜賊，陵寢受到震驚，親王遭到屠戮，國家的恥辱莫大於此​​。然後，他向臣民宣告，決定由自己率領大軍親征，國家大事委託太子處理。他號召臣民，如有能夠奮發忠勇，捐助軍餉武器者，一概選拔到軍前任用，消滅叛逆以後，予以重賞，決不食言。這是他作為皇帝向全國臣民發出的最後一道諭旨，顯然是虛張聲勢的官樣文章，這個時候再侈談“親征”，無異於白日做夢。如果有什麼意義的話，僅僅是公開表明他寧死不屈、以身殉國的決心。
　　“親征”詔書發布後，朱由檢招來駙馬都尉鞏永固，要他帶領私家武裝護送太子出京南下。鞏永固告訴他，自己從來不敢蓄養私家武裝，即使有，也無法衝出重圍。這個不切實際的空想，只得作罷。朱由檢叫來太監王承恩，要他召集宮內人員，準備守衛紫禁城。
　　李自成得到杜勳的答复，下令全線攻城。守城太監曹化淳按照“開門迎賊”的公約，首先打開彰義門投降。與此同時，德勝門、平則門也隨之打開，北京的外城不攻而下。
　　在宮內的朱由檢還沒有得到報告，詢問閣臣，外城是否已經被攻破?閣臣回答說，不知道。他再問，事情緊急，有什麼對策?閣臣們的回答是幾句自欺欺人的話：陛下洪福齊天，不必顧慮;萬一不測，臣等決心巷戰，誓死不負國家。所謂“巷戰”云云，當然是一句騙人的鬼話，當農民軍向內城進攻時，守衛宣武門的太監王相堯，守衛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，守衛齊化門的成國公朱純臣等，也按照“開門迎賊”的公約，不約而同地打開城門投降。整個過程當中，根本沒有發生什麼“巷戰”。三月十八日夜裡，農民軍控制了整個內城，離開紫禁城只有一步之遙了。

京城上空煙火瀰漫，細雨中夾雜著雪花，在煙霧迷濛中灑向全城，給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層淒涼的色彩。據許重熙《明季甲乙兩年匯略》說：“時黃沙障天，忽而淒風苦雨，良久，冰雹雷電交至，人情愈加惶惑。”你看，淒風苦雨、冰雹雷電，與炮火硝煙交織在一起，把紫禁城末日的淒涼，渲染得淋漓盡致。
　　在宮殿內徘徊的朱由檢，得到太監報告，內城已經陷落，問道：大營兵在哪裡?李國楨在哪裡?得到的回答是：京營總督李國楨早已自顧逃命，大營兵也已渙散逃亡。他們勸皇上“急走”，事已至此，只有逃命了。他們沒有料到，皇上選擇的不是“急走”，而是以身殉國。